谈迁撰国榷明朝的编年史-【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0:25:04 阅读：次来源：浴帽厂家

研读明朝历史的人，大都以《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为主要参考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明朝编年史——谈迁著《国榷》，由于1958年前尚无印本，流传极少，所以很少有人看到和使用。然而这部书的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明史者不可不读之书。

谈迁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浙江海宁县枣林人，明诸生（即儒生）。他自题《枣林杂俎》说：“吾上世，……德末避兵徙盐官之枣林，今未四百，又并于德！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无从，庶以枣林老耳，书从地，不忘本也”。语极哀感！他生于明神宗二十一年（1593）①，卒于清十四年（1657）②，家境贫寒，《海宁县志》说他：“处士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他有好几次拒绝别人送礼物给他，拒绝人家用钱买他的文章③。由此可见，他性格耿介，是一个有骨气的老书生。中年以前，他的生活情况，因缺乏可靠资料，不甚清楚；中年以后，大概是靠替人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些应酬文字，赚些微薄月俸赖以维持生活。据《县志》载：“壬午（1642）间，受知阳城张公慎言、胶州高公宏图，二公者天下之望，相与为布衣交。甲申（1644）高入相，张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咨于处士，多所裨益。相国以处士谙掌故，荐入史馆。泣辞曰：‘迁老布衣耳，忍以国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可知从公元1642年起，谈迁就入高宏图幕，并和张慎言往来，为两人所器重，并参预谋划。他对国事所提意见，散见所著《枣林杂俎》仁集《定策本末》、《劝进》等条。

谈迁嗜书成癖，“性喜博综，熟悉古今典要”④。他特别留心明朝史事，“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⑤。朱彝尊也说他：“留心国史，考证皇朝实录宝训，博稽诸家撰述”⑥。天启元年（1621），谈迁的母亲去世，他守孝在家，读了陈建所著《皇明通纪》，“陋之”。往日在读书过程中，他就感到“三代而后，国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然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⑦。于是他立下决心，着手搜集资料，“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百卷”⑧，天启六年（1626），写出初稿，取名《国榷》。谈迁在自订《义例》中说：“横木水上曰榷……句榷而字衡之”。意谓要尽量做到公允正确，真实可信。在书的自序中，谈迁批评了在他以前的几个编年史作者以后说：“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帙”。清顺治二年（1645）以后，又续写了崇祯、弘光两朝。不料到了1647年八月，家徒四壁的谈迁，居然遭到小偷的光顾，他多年来为之而成的《国榷》初稿，竟被小偷窃去。这对谈迁的打击太大了，他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⑨。但他并不气馁，在大哭一场之后，感叹地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⑩？又发愤从头写起。

为了搜集资料，谈迁向四方友人借阅《实录》抄本，“集海盐、武进、丰城、太仓、临朐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海盐郑晓的《吾学编》、《今言》，武进薜应的《宪章录》，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焦的《献征录》，邓元的《明书》，丰城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太仓王世贞的《山堂别集》等。崇祯一朝的史事，由于没有实录可依，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不甚可靠。谈迁想，如果能去北京找到崇祯朝邸报并找些当事人加以核对，会比较可靠。然而当时北京已为清人所占领，再说路费和食宿又如何解决？孰知天从人愿，恰好1653年，义乌朱之进京去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他随同朱到北京上任，借机在京广泛搜集史料，采访熟悉明季轶闻故事的前朝遗老、降臣、宦官、皇亲和公侯的门客，访问遗事，随听随记，并得以借阅崇祯朝的邸报。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国榷》新稿本的撰写。这时他已年逾花甲，夙愿得以实现，乐何如之？情不自禁地赋《梦中作》一诗云：“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

《国榷》是一部明朝的编年史，全书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约五百万字。卷首四卷分作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即舆地）、勋封、恤爵、戚畹（即外戚）、直阁（内阁）、部院、甲科、朝贡等门，是明代各种政治制度综合性的概述。其余一百零四卷，是按年、月、日记载从元天历元年（1328）至明弘光元年（1645）的重大史事，其中万历朝以后尤为详赡。谈迁以为，“辽事”坏在万历朝，所以书中溯本求源，对建州史料非常注意，细心搜求，以取得深刻的历史教训。

谈迁编撰《国榷》主要的根据是明代列朝实录和邸报，并参以诸家编年。但明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有失实、丑正、歪曲的缺点，诸家编年又有陋肤冗的毛病，因此他并未尽信实录，也未侧重私家著述。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例如，明太祖晚年诛杀功臣的事，实录中只说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并不注明死因。《国榷》却并不隐讳，尽量地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如洪武二十六年（1693），兴蓝玉党案，被株连论死者凡三万人。《国榷》在是年三月和六月条，就分别记下“会宁侯张温、都督肖用等以党诛”和“都督马俊以党诛”。这就指明了张温、肖用和马俊等人都是因受蓝玉案件株连而被朱元璋杀害的。而后，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条，又详细记下了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自杀事：“（傅）骁勇绝人，累立大功。以蓝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指朱元璋）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会冬宴，彻馔未尽，友德起，上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德提二首至，上惊曰：‘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这一段记载，把朱元璋晚年猜忌杀戮功臣的残忍本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明实录》中把建文朝一代史实尽望予以抹杀，把这四年的事情全部移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实录中。《国榷》本着历史学家求实的精神，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并且真实地把维护建文帝正统的方孝孺与明成祖的抗争及被害经过和盘托出，毫无避讳。《国榷》卷十二惠帝建文四年六月丁丑：“国亡（指建文失败），孝孺衰日夜哭。上（指成祖）数召之，不至。镇抚伍云絷以入。上曰：‘吾欲效辅成王何如？’对曰：‘成王安在？’曰：‘渠自焚死。’曰：‘有成王之子在！’上少之。曰：‘有成王之弟在。’上语塞，曰：‘先生休矣！’促草诏，孝孺掷笔哭骂不已。上曰：‘吾能赤人九族。’对曰：‘即死安能加族我乎！行见后之叛俑今日也。’下狱，逮其宗戚相踵示之，哭骂如故。上怒，命挟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喋血犯御座，磔之，至死乃已……（戮）宗戚八百七十三人，远戍不可胜计”。谈迁对此事评论说：“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练（子宁）之惨，千载下为之愧悸”！由此不难看出，在削藩问题上，谈迁是完全站在建文帝这一边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建文帝的同情，同时也说明他和当时其他士大夫一样，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失望。

又如《明实录》和《明史》都说明成祖朱棣是马皇后所生，谈迁却根据南京《太常寺志》说明成祖是妃所生。

满洲贵族为了证明清朝的祖先并未臣服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把建州地区说成从来不受明朝政府的管辖，在清人修的《明史》中，对满洲先世建州女真情况全都避而不谈。此外，又利用修《四库全书》之机，把明人关于建州历史的记载，加以禁毁、删改。这样，从14世纪到17世纪中期的建州史实就成为空白，致使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女真社会历史发展、风俗习惯、生产情况、文化生活等方面，都缺乏充分的史实依据。《国榷》一书，对建州女真的事实毫无避讳，全都如实地加以叙述。如在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条下记载说：“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永乐二年二月癸酉条：“置奴儿干卫”，下注：“女直野人”。永乐八年八月乙卯条：“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下注：“释家奴，指挥阿哈出之子”。由于《国榷》一书，在当时并未刊出，因之并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胡乱删改。我们可以根据《国榷》的记载和清修《明史》进行对比研究，“就这一点而说，《国榷》这书对研究建州史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此外，《国榷》一书，对明末历史的记载比较详细，特别是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所占篇幅较大。在全书六册中，万历以后的历史就占了两册。本来崇祯朝没有实录，作为明朝遗老及对崇祯的怀念，谈迁依照邸报及其他材料（包括采访明末遗民），补写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他在书中对崇祯口称“光帝”不已，但对崇祯的缺失也并不隐讳。如他对崇祯评论说：“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痛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爱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诽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可谓鞭辟入里之论。同时，关于农民军在北京的活动也有所反映。如甲申年四月戊午条，记载农民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时，内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杨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驱阉人，都人称快”。另外，在谈到当时北京城内农民军拷掠明官的情况，《国榷》是这样写的：“过刘宗敏所，见掠治三百余人，惨甚。令酌放之。面前所者可千余人。宗敏进饷金千万，都督李岩、李牟、李友征不及其半”。明亡之后，谈迁不忍国灭史亦随灭，又访求邸报，续写了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追记，也表明其“江左遗民”对亡国的悲愤和缅怀故国的爱国热忱。

《国榷》在编撰体例上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经常引用诸家之说，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加以评论，有时也包括他自己的评论。如他对建文帝被烧死宫中的说法，即持否定态度。《国榷》惠帝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条，记随行出亡臣僚的不同遭遇后说：“史仲彬（翰林院待诏）以宣德丁未被讦下狱死，所著《致身录》与程济（翰林院编修）《从亡随笔》并传，是以知建文帝实不没也”。其后又引崔铣、郑晓、王世贞、李维祯、冯时可、袁懋谦、郭子章、何乔远、顾起元、陈继儒等人之论于后。虽然诸家的评论不尽相同，但这种编排，可以供读者参阅，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国榷》一书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有的地方叙事过于简单；再如同一事件，前后记载，如东厂的设立，在书中先是于永乐七年十二月记曰：“始立东厂刺事，内官主之”。后于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又言：“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实际上应是永乐十八年八月。再有书中侈谈灾异迷信，就像他在“义例”中所表明的：“灾祥寇戎，尤不厌详矣！”这无疑是属于糟粕一类。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国榷》仍不失为研读明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史籍。

谈迁的著作除《国榷》外，还有《枣林杂俎》（无卷数），《北游录》九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史论》二卷，《西游录》二卷，《枣林外索》六卷，《海昌外志》八卷等。

注释

①据《北游录·六十自寿序》推算。

②据《海宁县志·隐逸传》。

③谈迁：《北游录·纪邮》。

④《国榷》张宗祥：《题记》。

⑤黄宗羲：《谈君墓表》。

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⑦《国榷》喻应益序。

⑧⑨《国榷》义例。

⑩黄宗羲：《谈君墓表》。

《国榷》喻应益序。

谈迁：《北游录·纪咏》。

《国榷》卷一三，第918页。

《国榷》卷一三，第924页。

《国榷》卷一五，第1050页。

吴晗：《谈迁和〈国榷〉》，载《灯下集》。

《国榷》卷一○○，第6058页。

《国榷》卷一○一，第6061页。

《国榷》卷一○一，第6070页。

《国榷》卷一○○，第6093页。

《国榷》卷一二，第838页。

《明通鉴》卷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