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退潮已是大势所趋

多元化退潮已是大势所趋

——程实新著《多元化退潮：数据背后的经济真相》读书会纵论全球经济格局之变　　在多元化发展成为人们对全球经济趋势共识的时候，一场全球经济多元化退潮的大戏却已拉开了序幕。一度霸权式微的美国经济悄然上演了逆袭，一度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却面临经济跌落深渊的危险。《第一财经日报》专栏作者、学者程实近日出版新著《多元化退潮：数据背后的经济真相》，深刻揭示了这一全球宏观经济变化的主题。

多元化退潮的原因是什么？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如何？中国经济在这一格局中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应有怎样的理性选择？ 日前，由《第一财经日报》、第一财经研究院主办的“第一财经北京读书会”就上述议题进行了研讨，读书会由《第一财经日报》编委、第一财经研究院副院长徐以升主持。　　交流嘉宾：　　程实：图书作者、国际金融学者、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　　吴志峰：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许元荣：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易鹏：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　　张涛：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　　钟正生：国信证券宏观分析师　　付兵涛：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研究员　　李勇：中国人民大学汉青学院金融系主任　　程实：　　《多元化退潮：数据背后的经济真相》的文章有一个主线，就是我认为2013年这一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多元化的退潮。　　2013年新兴经济体首次从规模上超越了发达经济体，其整体GDP占比第一次超过了50%，但你会发现新兴经济体处在一个上升期的高峰上，高峰背后就是悬崖。也就在这个时候，风险更多地从发达市场转向了新兴市场。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危机的逻辑主线非常清晰，核心是两个字——信用，信用是金融杠杆的支点。最初是微观信用出现了问题，金融危机是从雷曼兄弟倒闭开始的，这时候表现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微观信用出问题之后，各国政府做了很多的财政救助、刺激方案，财政信用使用过多之后，开始在宏观信用上产生问题，我们看到了欧债危机；财政信用之后，需要新的货币信用来弥补财政信用、宏观信用的缺失，这时我们看到两轮货币宽松浪潮，但货币信用用得过多也会出问题，从2012年开始发酵，新兴市场国家的这场危机主要从货币危机开始，表现为货币秩序的紊乱。　　危机的演化有其逻辑，并从地理特征上表现为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市场国家，逻辑就是信用崩塌，微观信用危机发生在美国，财政信用崩溃在欧洲，现在货币信用危机则是新兴市场。可见每个区域都对应着信用崩塌的短板。这是我对多元化退潮整体上的理解。　　对于多元化退潮的原因，我在书里分别从美国去风险和新兴市场加杠杆的对比、美国折返跑战略的成功、美元“堰塞湖”的形成、新兴市场内在稳定性的缺失等一系列角度提出了解释。新兴市场之所以会出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整个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尤其在危机之后的增长，缺乏对自身结构调整的顾及。增长上去了，但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了，这就是新兴市场这几年出现问题的原因。　　新兴市场现在的式微，给了我们一个反观中国的视角。如果只从中国看中国，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各方面数据挺让人担心，感觉中国经济下行的态势非常明显。但如果把中国放到全球来看，把中国放到全球化退潮大趋势下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既从属于这个大潮，也有其自身的积极因素，并显现出“岁寒见后凋”的特质。　　管清友：　　可以听到整个经济学大厦颤动的声音　　当前有三个重大变化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全球经济运行格局的新变化，二是各国宏观管理思路的新变化，三是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新变化。　　第一，全球经济运行格局的新变化。2008年时，中美脱钩论甚嚣尘上，有很多学者认为我们不需要美国人，中国经济跟美国已经脱钩。我们当时一直不同意这种观点。事实证明，中国可能更离不开美国。而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如何演变？我认同程实说的多元化退潮，实际上这个多元化退潮也不是从2013年开始的，是从2008年开始的。未来，随着美联储逐步退出QE、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加速再平衡，新兴市场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这个过程中，全球经济的多元化趋势将重新向单极化回归，美元可能更强，金砖可能成为破砖，新兴经济体会迎来退潮。　　格局变化还表现在新技术革命改变全球经济。比如美国页岩气革命降低了美国经济复苏的成本，带动了再工业化进程。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一些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出现，也带动了新经济的发展。　　第二，各国的宏观管理思路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接受了不刺激的“新常态”。现在政府的创新宏观管理思路已愈发成熟。未来政府还将继续保持政策定力，经济增长仍然波动不大，弹性不够，机会不多，挑战很大，这是我们一年前的判断，过去一年已经得到印证，未来几年还将继续印证。　　在美国，“伯南克经济学”三轮量化宽松尤其是开放式量化宽松的推出和退出都不简单，给美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打下了基础。在日本，“安倍经济学”显示日本的宏观管理思路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第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也在发生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在反思，既反思古典经济学，也反思凯恩斯主义，美国是在反思过度金融自由化的问题，我们国内的学者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大家都是想重新建立新范式。最近有一位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持续占据亚马逊畅销榜榜首，一向傲慢的克鲁格曼把这本书作为近10年来最重要的一本书。Piketty点出了经济学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传统的经济学只考虑效率，没有考虑分配。他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证明，眼下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未来10年经济学将经历更多反思、批评、创新和变革，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听到整个经济学大厦颤动的声音。　　吴志峰：　　可以形成一个新的雁行结构　　多元化退潮，实际上也涉及对世界形势的判断。1990年苏联解体，有人认为，原来的两极世界变成多极化，我觉得这个判断有误，实际上两极世界的解体促进了世界一元化的发展，从原来美苏两个体系变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一元体系。　　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虽也呈现不同特征，但1990年以来一直在加强。这种加强的方式是通过全球化、把世界各个国家都卷到这个体系之中。但我们也需要看到一些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双循环结构。原来是美国一家独大，但它需要帮手来分担其主导作用，这个重要的力量就是中国。中国在全球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崛起，对全球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和带动，拉动了非洲和拉美的发展。程实博士所说的多元化退潮也跟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慢有关，不光是美国QE退出的影响。　　这个双循环结构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次级结构，中国在这个次级结构中发挥着枢纽作用。我们甚至还有一种判断，世界制造业到了中国就不会再转移，因为中国的地区梯度非常明显。另外，中国的产业链也是不可能短期内在其他国家中建立起来的，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的依据。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双循环结构决定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　　中国将在非洲和拉美迎来重大机会，目前中国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等，也只有走出去放到世界市场中才能解决。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善于运作，实际上可以形成一个新的雁行结构，即先以金砖国家为核心，并不断吸引发展较好的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如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当这个新的雁行结构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可以促进多元化，并推动更新世界经济体系。　　许元荣：　　中国对美国经济的三个方面追赶　　最近一直在研究中美欧及新兴市场的数据，感受它们的沉浮趋势，以及此消彼涨的变化。我觉得，这四大板块确实正处于不同寻常的关口。　　自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非常完美地实现了。2008年之前，美国把一些制造业转移出去，当时一度让人怀疑会导致经济空心化，过度服务化、金融化；但是同时，美国也注重创新投资。2009年美国开始实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实施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创新投资，之后还有先进制造业计划、出口倍增计划等。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有一句话令人震惊，他说要把美国对创新的投入提高到和苏联太空竞赛以来从未见过的高度。　　我觉得，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的各方面都是对中国增长空间的替代和挤压，而且前期转移出去的中低端产业现在已全部被一轮战略新兴产业所替代，美国实现了产业升级。　　对于美国的货币金融，我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最初我们理解美元体系时，关键词是美元危机、大崩溃、债务太多等，后来我们梳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头寸表，发现数据呈现的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以前每年有七八千亿美元的贸易赤字，那又怎么样？美国对外负债27万亿美元，对外资产20万亿美元，但对外资产的收益率很高，对外负债的成本要比对外投资收益低三个百分点左右，一来一去整个国际投资反而实现收益，每年规模约为3000亿美元。这导致美国贸易赤字导致的对外债务积累，对美国整体经济金融体系可持续性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另外，我们发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贸易赤字开始大幅收缩，现在大概收缩了40%，服务贸易顺差大幅扩张，投资收益继续增长。可以预期在2017年、2018年，美国贸易逆差或者经常账户逆差可以降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水平。　　欧元区的变化同样巨大。欧元区现在在货币、银行、债务、金融体系等方面，改革步伐走得非常快。财政改革方面，欧元区最近四年赤字率从6.2%降到现在的3.1%，明年将降到2.5%。其中，比较高负债的国家中，希腊赤字率从15.6%降到4.1%，葡萄牙从10.2%降到5.5%，爱尔兰从30%降到7.5%，西班牙从11.2%降到6.7%。金融市场对此也有反应，债券收益率从过去危机时期的20%或10%以上，降到了现在的4%左右，相应的股市上升、欧元升值。其中，欧元区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对贸易逆差的彻底修正，现在欧元区每个月的贸易顺差大概200亿欧元，每年2000亿欧元左右。现在欧洲是最大的顺差经济体。　　至于新兴市场，我们发现，原来关注的是经济周期技术创新周期、库存周期、库兹涅夫周期等，但1971年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周期被金融周期决定，金融周期又被货币政策周期决定，货币政策周期可以把它简单还原到美联储的政策。所以，整个新兴市场涨潮、退潮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一松一紧的结果。观察过去四五十年美联储政策的一松一紧，我们发现每次收紧都无一例外伴随着一场其他地方的金融危机。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面前，新兴市场太脆弱。　　中国现在对美国经济的追赶可以简单还原成三个方面——总量竞争、实体端竞争，以及货币金融端的竞争。　　总量上，不管大家如何评判，世行最新的购买力评价报告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将会很深远。按照世行报告，今年中国GDP规模超过16万亿美元，会比美国GDP高出大概两千亿美元，这是第一个追赶。　　第二个追赶，是实体经济、产业竞争力端的竞争，我认为挑战很多，因为中国现在产能过剩、风险积聚。但也要发现一些积极因素。美国一年创新投资4500亿美元，中国的规模是2400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二，超过欧元区，也远高于日本1000多亿美元的规模，而且中国创新成本非常低，所以中国的实际竞争力大有可为。　　第三个追赶，我个人非常不看好，就是货币金融方面的追赶。基本上，在国际货币金融链条上，中国的外围地位目前没有实质变化。尤其是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显得十分脆弱。在去年美国国债收益率从1.6%往上抬的时候，中国出现“钱荒”，利率上升，汇率波动，和其他新兴市场相比没有太大差异。　　易鹏：　　新经济时代是强者通吃的时代　　我非常认同程实说的观点，多元化退潮是必然趋势。前段时间我刚做了一个课题，题目是电子商务对城镇化的影响。我们的结论就是，电子商务使强者更强，集聚效应更加突出，让资源更多地向大城市、核心城市集聚。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的垄断地位。反观美国，科技资本的话语权强大以后，会很明显地对全球产生影响力，这是以前所达不到的。　　信息透明使要素集聚非常快，所以在信息化的新经济时代，是强者通吃的时代。　　新经济时代是促进开放还是促进集聚？我认为从多元化的角度讲，美国硅谷、华尔街这两个关键词对全球的影响力极可能加大。在信息高速公路、资本高速公路和航空高速公路大行其道的情况下，陆地思维是不能成立的。　　从大格局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单纯从经济角度去思考问题，实际上我们的经济背后是一个整体思维的反映。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在技术层面上已经不存在问题了，但为什么不能放开？须知放开以后会有多少钱跑掉？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的钱，比如某个副司长家里一亿人民币的现金很快就可以到美国或是瑞士银行。堰塞湖一打开，冲击会很大。　　我们现在看中国问题的一个维度是看决策层，比如“李克强经济学”和“习近平常态”。我认为中国唯一不变的常态就是变化是常态。我们可能要迎接一个新的变化的时代。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可能会出现很多破局的机会，而破局的机会带来很多中国经济变量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变化。　　张涛：　　中国经济“拖”、“托”二字诀　　就在上世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海明威曾在《死于午后》中写道：“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而程实的这本新书，还写了很多本次危机以来水面下的故事，所以值得一读。　　说一下对中国经济近一两年的个人看法。我认为，中国经济减速并不是所谓为了顺利推进改革、需要经济主动降速的问题，而是肯定要降。因为，目前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已开始降低，危机前是3.5元的投资就能带来一元的GDP增加，而现在则是7元的投资才能带来一元的GDP增加，相当于投资回报率减了一半；其次劳动成本上升，近两年工资的增速已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还有一个就是，按照经常账户/GDP的指标观测，中国的国际收支已经大体平衡了，意味着外部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也大不如前。所以整体来看，未来一至两年内，从趋势上讲中国经济就是会减速，这不是改不改革的问题，也不是有没有顶层设计的问题。　　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五六个年头了，而与1998年那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不同，在本次反危机应对中，中央政府主要是依靠把金融配置权下放给地方来保经济的，因此，伴随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融资平台、影子银行等融资方式也快速扩容。未来是继续沿着这个路径，还是进行修补？目前来看，比如债券市场的规范，同业的规范似乎是在修复，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种规范并不是往回走。　　最后谈一下对未来宏观政策的想法：一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就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我理解决策层一定不会让它升太高；二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现在大家都说，在政府、企业、金融和居民的四张资产负债表中，居民资产负债表最健康，但如果把家庭资产中的房地产资产剥离掉，再看看这张表，还健康吗？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房价如果真掉下去，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就会迅速变差，这一点恐怕是决策层不会接受的；第三是企业的杠杆率，我用的杠杆率的口径是债务与企业一年之内的现金流的比值，现在这个比值是300%以上，如果真将其快速降下来，会产生什么后果？恐怕金融行业就会扛不住。所以我觉得，虽然近两年中国已经出现了实质性信用违约事件，但市场关于刚性兑付的态度仍然存在。　　总结一下，未来一至两年内，我用两个字来总结中国经济：第一个字是“拖”，就是通过债务在不同部类之间的转移实现两个保证，保证中国经济减速幅度在可控范围内，保证债务问题控制在局部。如何实现呢？这就引出第二字——“托”，即保持经济在适度区间内运行，但需要说明的是，我理解这个区间也是逐级往下滑的，例如2012年我们讨论的是8%，现在讨论7%，到了2015年应该就是6%~7%之间了。　　钟正生：　　再贷款或成货币定向宽松的首选　　在多元化退潮背景之下，中美货币政策应该互动，这个互动的出发点在哪儿？　　支点在外汇占款，但外汇占款已经出现趋势性下滑。今年经常项目下可能有1.6万亿元左右的外汇占款，但考虑到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外流，加总起来，全年新增外汇占款可达1.5万亿元，较去年外汇占款收缩接近一半。数字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趋势变化。　　在外汇占款趋势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的基础货币市场出现缺口，怎么办？假定今年还是13%的M2货币增速，从M2倒推需要三万亿元新增货币，如果新增外汇占款是1.5万亿元的话，考虑到央票到期等原因，至少还差一万多亿元的新增基础货币需要补充。　　现在央行有很多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但如果需要补充一万多亿元的基础货币缺口，短期滚动的话，这个量显得非常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长期处理方式。第一种是直接降准，第二种是中国版量化宽松。所谓中国版量化宽松，就是直接购买中长期的国债，但现在国债市场的规模太小，央行在国内市场直接购买国债可能会造成市场大幅波动，国债最多是一个辅助性的流动性供给工具，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主要工具。于是，我们自然想到再贷款。再贷款可能成为现在货币定向宽松的首选。　　再贷款曾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比如2000年之前投放的新增基础货币占到全国四成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七八成。但再贷款毕竟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再贷款不需要抵押品，存在信用风险。当然，我国存款准备金率这么高，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展望未来，我们需要一个国债市场，通过国债市场进一步扩容，进一步增加深度，为未来价格调控向利率调控创造条件。　　付兵涛：　　多元化退潮下如何继续增长　　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在多元化退潮的新趋势下，我们如何延续此前的快速发展？　　最近，世界银行赞助的“国际比较项目”(ICP)发表的研究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将在2014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其实，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差得远。　　这么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相对高速，对欧美都是一个追赶的过程。但之前的很多比较优势现在已经慢慢弱化，以后这条追赶之路应该怎么走，如何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以保持相对的更快速增长，继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这是我们国内研究最需要关注的。　　尽管多元化退潮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向下的势头有所显现，但新兴市场的发展如果放在大历史的角度看，才多少年的时间？实际上，如果从高盛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算起，目前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不过10多年的时间。放在大历史的角度看还很短，至少中国的追赶还远远没有到头。就算中国成为了第一大经济体，但实际上综合国力离第一还差得很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蓝图。虽然三中全会过去大半年了，大家对其具体的落实情况有很多评论，但就三中全会本身，我们可以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的魄力以及对未来的坚定信心，敢于直面现在所有重大问题并决心去加以解决。只要三中全会一系列制度安排、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能够落实到位，我们进入新的持续发展通道是完全有希望的。　　李勇：　　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　　马云、马化腾、马明哲　　对中国经济而言，传统的三驾马车是内需、出口和投资。如今，房地产搞得差不多了，基建搞得也差不多了，我们还能做什么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以后，中国经济如何增长，如何提高劳动人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现在看来，新兴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很多以前无法想象的空间。如今最热的一个概念是大数据，也就出现了“新三驾马车”——“马云，马化腾和马明哲”。　　这三个人为什么能捆绑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有核心优势。马云的优势就是大数据。通过大数据，可以解决以前很多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比如说，传统银行业的小额贷款问题，通过人力、物力去解决，机会成本太高，所以在实践中基本不可能解决。但通过大数据就有优势，马云旗下的淘宝网有丰富的交易数据，这些交易数据就为发放小额贷款提供了高质量的参考依据，从而在技术上可以部分解决小额贷款的问题。现在，数据已经成为继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之后的生产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谁拥有我刚才提到的大数据，谁就可以办小额贷款银行，谁就可以在创新行业中占有优势。但是，有了数据之后，怎么处理？怎么开发利用？马化腾占有技术优势。有了这些优势之后，需要的是办银行的牌照和金融经验，马明哲就起重要作用了。所以，“新三马”就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以后，这种技术进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程实的这本书，从多元化角度，探讨了数据背后的经济真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发展形势极其复杂，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形势，这本书做了非常有意义的探寻和总结，这也为探寻大数据时代背后的经济规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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